达巍：稳定中美关系时不我待
达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去年12月20日在谈及2022年中美关系时表示，中美双方应当重拾融冰初心，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共同探寻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处之道，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就中美关系相关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
中国应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
澎湃新闻：从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已经影响全球两年的时间，随着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新冠病毒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至少2022年还将继续影响并改变着这个世界。在此背景下，您认为新冠疫情的延亘给全球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
达巍：新冠疫情看来在2022年还会继续延亘。各个国家也都努力在控制疫情与尽可能恢复经济社会正常发展两者之间保持平衡。随着新毒株奥密克戎的传播，疫情带来的未知数又增多了。就世界格局而言，新冠疫情暴发后，学术界曾形成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那就是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世界格局，但疫情加速了原本就在发生的格局演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疫情加剧了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或者说是国际权力的转移，特别是中国能力的上升和一些传统西方强国能力的下降，比如中美之间的差距越发缩小；二是疫情加剧了世界的分裂，比较有代表性的就体现在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对抗”。
但是现在随着疫情进入第三年，上述判断是否要修正，我认为是值得思考的。比如，今年中美经济规模的差距是否能继续缩小还需要观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疫情持续下去，会不会给人类带来坐下来合作的契机呢？新冠疫情最初暴发之时，由于疫情被政治化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疯狂行为，各国尤其中美之间没能够进行有效合作，但随着疫情延亘、变异毒株不断出现，人们也越发意识到新冠疫情是全人类的挑战，不再是指责某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也许更实质性的合作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我对此还抱有期待。
澎湃新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说，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所处的“战略机遇期”？机遇期还有多久？又该如何抓住？
达巍：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我们怎么认识“战略机遇期”这一个概念。我们2001年以后经常提到我们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是从何而来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年之所以获得“战略机遇期”是因为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忙于反恐，主要矛盾没有聚焦在中国身上，但我认为，过去20年中国一直处于“战略机遇期”，更深层的原因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过去20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国际体系是一个以国际法为基础、全球化为背景的开放性国际体系，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发展和崛起，这是我们“战略机遇期”的根本。过去20年，我们通过自身的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实现了长足发展，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来自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开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我们官方对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之所以说“发展变化”，我认为就是现有的国际体系或者说我们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快速改变，一是全球化遇到了挫折，二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使得今天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和开放性、包容性都比20年前有所下降。这就是“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新挑战。当然，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也有新机遇，这就是中国自身的力量现在更加强大了，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如果说我们要抓住“战略机遇期”的话，我觉得答案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维持一个开放、包容、稳定的国际秩序。只要我们能够维持这样的秩序不变，我们就会还处于“战略机遇期”，中国就仍然可以实现和平的发展与崛起。为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我们要争取避免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变成高度对抗甚至是军事冲突的关系；二是我们不能被排除到现有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之外，我们必须积极融入甚至引领塑造国际秩序，引领全球化，继续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国际分工的稳定，维护各国之间高水平的开放与交往，这些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核心。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定义的核心词语是竞争。那么您看来当前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不变的原则来理解中美关系表象下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来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
达巍：我们明确表态不同意美方用战略竞争一词来定义中美关系，但学界也一直在争论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什么，到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答案。我有时候会讲中美处于一种“战略博弈”的状态当中，但我认为博弈这个词仍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中美领导人会议时双方也提到了“和平共处”，美方的说法是“和平共存”，当然这两个词语的英文翻译大概都是“peaceful coexistence”。中国的对美战略目标从来不是要超越美国、取代美国。中国关心的是发展自己；同时要通过与美国的博弈，让美国至少不能阻碍中国的发展。如果中美关系还能总体有利于中国的发展，那当然更好。我想这才是我们要通过中美关系实现的目标。
澎湃新闻：2021年里，中美两国元首三次互动，两国外交团队也先后在阿拉斯加、天津、苏黎世、罗马四次交锋。除此之外，围绕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抗击新冠、孟晚舟事件的解决等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许多挑战与看点。您如何总结与和看待这一年以来中美之间的互动，拜登政府是否已经明确了对华关系的立场？特朗普政府留下的所谓“遗产”还有多少影响？
达巍：我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确定了，特朗普政府的主要“遗产”也被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领域最大的“遗产”是把美国的对华战略从“接触”（engagement）扭转到了战略竞争轨道，这一点已经被拜登完全继承下来，而且我认为这一“遗产”会被继续继承下去，哪怕2024年有其他人来做美国总统，但不管是谁我想都会把其对话战略延续在战略竞争的框架之内。但我也不同意有的人说拜登“比特朗普还特朗普”的说法，拜登的政策和特朗普在框架上是一致的，但在框架内，拜登和特朗普是有明显区别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拜登明确地试图让美国对华政策从特朗普后期时的对抗降到竞争层面。比如说拜登政府承认“无法改变中国”，建议中美关系要设立“护栏”机制以及中美关系在2021年的一系列交往和互动等，这些都说明拜登政府在战术上调整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拜登政府已经过了其对华政策的评估期，2021年上半年我们看到美方出台了更多竞争性的政策，下半年则有一些相对缓和或者说是管控性的措施与信号出现。我想未来两三年内拜登政府大概率会继续延续这样的做法。至于2024年之后下一任美国总统会采取怎么样的政策我们不得而知，可能会有不同的战术、侧重点，但我想美国对华政策的大的趋势也就是战略竞争的框架已经确定下来了。
澎湃新闻：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了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突破，也看到了中美在人权民主、疫情、国际组织、高科技等多个方面博弈交锋，您如何看待未来或者说2022年中美关系，合作会出现在什么层面，什么领域的博弈应该最为我们所关注和重视？
达巍：我认为中美共同建立一些竞争的管控机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的时间又是有限的，应该有点“时不我待”的感觉才行。今年下半年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中国也要召开党的二十大，两国都会忙于国内事务，所以留给双方的时间就是今年上半年和2023年，2024年由于美国又要忙于选举估计很难做成一些事情。所以中美还是要争取利用好这两个时间段把双边关系当中一些需要做的事情稳定下来，比如说经贸关系尽可能的正常化，安全方面的危机管理措施，包括在南海台海的相互信任措施、外太空领域的危机管理等。此外，中美双边人文交流也应该研究如何尽快恢复，让商务人士、研究人员、学生、记者能够正常的到对方国家工作和学习，这些都是短期内应该要做的，把中美关系前几年钉进去的“刺”一根根拔出来。整体来看，拜登执政期间还会是中美两国应该把握的时间窗口。我们大家可能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不同的评估和看法，很多人可能认为拜登政府的政策很消极。我也很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在未来两三年里做一些事情来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那么2024年之后的美国对华战略只会比现在更加消极。
美对台政策是否“质变”需谨慎评价
澎湃新闻：台湾问题无疑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热点，美方和“台独”势力不断越线试探。我们也很明确当“台独”势力或者美方突破红线时，中方将果断采取行动。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果美方和“台独”势力保持当前这种无限逼近红线的“切香肠”手段，挑衅中方核心利益，中方是否有主动出击塑造台海局势的可能，又应该如何应对美方的威胁？
达巍：我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要说这一变化是“质变”还要谨慎。现在岛内的“台独”势力以及美方实质上采取了“切香肠”的手段，在不断地靠近红线，但是又尽量避免直接触碰红线。如果我们仍然要继续争取和平统一，就是要做好两招，一是尽可能增加与美方的对话，不断地向美方传递我们的关切和不满；二是必要时发出清晰和强硬的信号，用行动传递信号。但是通过行动传递信号存在一定风险，我们需要控制这个过程尽量不要失控，同时也需要提前想好下一步的应对措施。未来两年中美需要重点关注台湾问题，双方需要把这种“切香肠”的态势停下来，避免擦枪走火的可能。
澎湃新闻：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您如何看待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美国盟友国家的关系，我们应该更多对他们采取争取还是强硬的策略？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吗？
达巍：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来，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大多数国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在中美之间平衡更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对这些“中间国家”或者说是美国的盟友我们应该怎么做？如何处理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呢？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三个观点。一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坚持原则，不宜简单地说应该“怀柔”还是“强硬”；二是我们总体原则是要尽可能争取更多朋友，尽可能减少对手，缩短战线；第三句话是我们要避免一种“杀鸡儆猴”的心态，因为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鸡”是很难被“杀死”的。“杀鸡”可能不但无法“儆猴”，而且还会让“鸡”更快地跑到“猴子”那边去。我们不能将中美之间的矛盾或者由中美矛盾所引发的情绪和压力发泄到利害关系本来相对较小的第三方身上去，多数情况下这是不明智的。
文章2022年1月1日首发于澎湃新闻